英语专家如是说

许余龙

　　许余龙，1950年出生于上海。197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留校工作，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，1995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。曾于1996-1998年期间，任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。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其主要研究领域涵盖：汉英篇章中句子主题的识别、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学生因素、英语X-able词的形态与语义特点、英汉指称词语表达的可及性、语篇回指的认知语言学探索等。主要著作包括《对比语言学概论》，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: How and By Whom（合著），A Study of Referential Functions of Demonstratives in Chinese Discourse。

我开始学英语是在进初中前的几个月。那时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，我家住在市郊，刚通电，买了收音机。于是，在工厂工作、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的父亲，买了一本英语初级班的教材和当时最新的一期《英语学习》，从字母开始，听广播学英语，我也跟着旁听。当时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学会英语字母后，可以知道中学课本中的数理化公式和符号怎样读就行了。学校的英语教学一般到初中才开始，因而我算是提早了几个月接触英语。那套教材的对象大概主要是成年人，为了便于他们今后自学，一开始就系统地安排了国际音标教学。我最大的收获是在进中学前基本学会了国际音标，因此在进初中后，已能够借助音标读生词，并经常在班上领读，英语学得很轻松。但当时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数学与物理上。

1966年我初中还未毕业，文革开始了，正规的学习也就中断了。后来我又到淮北农村插队，直到1973年才有机会重新学习。虽然我志愿填的不是外语，但觉得机会难得，还是应该学好它。进校时，除了字母与音标还大致认识外，英语基本上已忘光了。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学制为三年，每学期大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因此真正学习的时间要比现在的大学生少许多，教学内容也大多是配合宣传文革的。好在图书馆有少量的英语教材和图书出借，进校不久，我便借了许国璋教授文革前主编出版的一套《英语》教材和C. E. Eckersley编的一套英语原版教材Essential English，每学期一册，与上课所用教材同步学习。三年下来，我已能较系统地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、词汇和一些惯用法了。三年级开始，我又补充看了些英语原著，如Jack London的Martin Eden，William Thackeray的Vanity Fair，Bernard Shaw的剧本集Plays Pleasant与Plays Unpleasant等。我还尝试着用英语随时将自己想写的写下来，毕业留校后一段时间又用英语写信。由于留校后我被安排独自一人教英语培训班四年级学生的听力，需要将VOA和BBC新闻广播录下来、听写出来，一年下来，我的英语听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。到了1978年初，与文革前毕业留校的骨干教师同班进修时，我并不感到与他们有显著差距了。

我总的体会是，想学好外语，要有兴趣和毅力，多读多练，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我曾参加过一项大型国际阅读能力调查，研究结果表明，要提高英语阅读能力、扫除阅读障碍，最重要的学习策略是课外多看自己喜欢的英语书，并经常到图书馆借阅英语书籍。读与写是密切相关的。我觉得，在掌握基本语法和词汇后，自己一边读一边写，即使没有教师的指导和修改，对提高英语写作能力也会有很大帮助。美国语言学家黎天睦（Timothy Light）也曾撰文提到过这一点。究其原因，也许是因为有时想表达的自己苦索枯肠而表达不出，或词不达意，因此读到英语原文中相似的表达法时便感到相见恨晚，印象也就更加深刻。而对于家长来说，要子女学好英语,自己作出一个好的榜样或许比请家教要有用得多。